如果本心良知的活动是以道德法则为其本质或内容的，或良知的活动本身即是道德之理的呈现，则当本心、良知呈现时，自然会对于本心、良知的活动所以就是道德法则本身的活动，有说明上的需要，因此，孟子、阳明才会对此义言之不已，这也是孟子学及阳明学精彩的地方。

越肯定其为自己本性之理，是我们的理而非从外来，则越知之就会越要求自己循之而行，这应该是很自然的。在道家，牟先生认为是要从去除人为造作，以体现自然而然的、无为的道心，此道心或玄智是虚静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由此可体会天道以无为自然而让万物自生之境界，牟先生认为这也是生命的真理所在。

天台宗的圆教义理，牟先生也用佛教式的存有论一观念做出诠释，认为天台宗的佛即九法界众生而成佛无明与法性同体相即及佛性有恶等说，真正能在佛教以一切法皆为缘起性空之义，又能保住一切世间法之说，此所谓一切世间法，是含九法界的差别之世间法，不同于华严宗之缘理断九，而不能保住差别之世间法。此一思想义理对人性的理解，当然是与儒家不一样的，但也可以用来帮助说明何以朱子重视持敬及不能肯定心即理的缘故。这是从对道德之理求进一步之真知。牟先生认为这一理论可以收摄及证成康德之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人面对自己本来知道而且越分析会越清楚的道德义务的意义，知道这种道德义务或道德行为是理所当然的，人应该服膺的，而且也只能在纯粹意志的呈现下，才可以有真正的道德行为出现，但人却做不到。

故通过明理之工夫而对道德法则有真知时，必会要求吾人当前之意志是自由而且亦是自律之意志。象山、阳明所主张的先立其大（让本心呈现而作生命活动的主宰）与致良知（对良知一有觉悟，便努力实现之）的工夫，则如同康德所说的从自由意志来开始。(20)陈垣：《史讳举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9页。

但遗憾的是，在荀子姓名问题上，清代考据学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非但没有把问题引向清晰，相反，却使问题愈加变得扑朔迷离，愈加令人无所适从。赵氏《注》‘孟子将朝王云：‘孟子虽仕于齐，处师宾之位，以道见敬。特别是《荀子》一书，都称‘孙，这即使不全是荀子亲手所写，至少也当是荀子弟子所记，他们的记载较司马迁说应更可靠。毫无疑问，刘向撰《孙卿新书叙录》时，《史记》是其重要的史料来源，《孟荀列传》中荀卿一节几乎被全文捃摘便是明证③。

其实，从司马贞《史记索隐》对荀卿姓名的解读中似乎也能证明裴骃所引文颖之言不虚。所以，不管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也好，还是根据文献记载的时代先后、数量的多寡也好，‘孙都应该为本姓。

既有，那么刘向因避讳而改荀称孙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如此而然，则卿字之本义也就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了。考《论语》‘其于乡党，恂恂如也，《刘修碑》作‘逊逊如也。第一，虽然有清以来，颜师古、司马贞避讳之说频遭质疑，且大有被音转说取代之势，但若质诸历史，穷究原委，则知其为说同样是言有所依，论有所据，绝非是简单的一句此唐人说耳所能打发了的。

近谢氏墉以为‘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其说近确，惟未得确证。此说一出，悬疑似解，历宋至明，渐成定论。‘卿为尊美之词，‘子亦为尊美之词，既曰‘卿又曰‘子，则不词矣。(32)参见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3页。

如刘师培即曰：近胡元仪作《孙卿别传》，以为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则说较唐人为尤谬矣。刘师培《荀子斠补》云：‘孙者，‘荀字之转音也。

要之，依颜师古和司马贞的说法，荀卿之荀实为本姓，刘向改荀为孙，是在避汉宣帝刘询之讳。于列传荀卿之下，《索隐》曰：名况。

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凡今所见古书有谓孙卿、孙子、孙卿子者，亦皆汉人为避宣帝讳而改。因为在司马迁和刘向那里，荀子仅被称作荀卿或孙卿，称孙卿子、荀卿子应是后来的事情(34)，也即是说，卿、子连称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论证并判断对错的问题，又怎么可以拿来当做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来使用呢？更何况，考之史籍，卿、子连称亦未必不词。关于荀子的姓名，过往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第一，刘向改荀称孙，究属何故？第二，荀卿之卿，是尊号、官称，还是荀子的字？以下，我们的论述也从这两个方面依次进行。毫无疑问，对于荀、孙之争来说，此一事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在日常生活或历朝典籍中，对周秦诸子的称谓一般并无二致，要么直呼其名，如孔丘、庄周、墨翟、孟轲。

其次，但它同时确实又与子字不同，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官职色彩。依其之见，汉人改荀称孙，实由语音之转使然。

所撰叙录也非寻常临文或民间文字，而是随竟奏上(19)。这是继避讳说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解释。

其后刘师培、江瑔的工作实乃是此一意念或主张之具体论证和正式表达。故在今天，若想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卿字的本义，有必要在司马贞尊号说的基础上，取汪、胡之说参酌以观。

在顾氏看来，汉人不避嫌名，故颜师古避讳之说不能成立。……以‘卿为相尊之称，此大误也。准此，荀子姓名约略可知：荀子，名况，字不可考。师古曰：‘荀况，汉以避宣帝讳改之。

古人避讳所用的方法有多种，并没有一定之规，陈垣《史讳举例》归纳为四类，王新华《避讳研究》梳理出来的方法则有十二种之多。对卿字的意义另有新识的是清朝乾嘉之际的汪中。

也即是说，刘向改荀称孙，非为其他，而实如《四库提要》所云，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27)依胡氏之见，卿字之于荀子，固为尊美之辞，然其来有自，本于官称。

(30) 以上即是围绕荀卿的卿字所形成的三种历史解读。司马迁作《史记》，孟、荀同传，但称谓有所区别，前者称子，后者曰卿。

考之史籍，宣帝刘询曾于元康二年下过一道避讳诏书。荀子书多称荀卿子，子者尊美之词。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曰荀子而称荀卿，缘由即在于此。刘向校雠荀书，定著三十二篇，名《孙卿新书》，所撰《孙卿新书叙录》曰：孙卿，赵人，名况。

‘田骈见《郇卿书》，《吕览》作‘陈骈。其实，更无疑义的用例是宋代的二程和朱熹。

虽说奉诏校书已然是成帝之时，避宣帝讳已属庙讳，但按规制却在必避之列。也即是说，汉人到底避不避嫌名，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在齐，卿为列大夫之长，荀子三为祭酒，在列大夫之上，故不称列大夫而称卿。(28)卿为其字之意已隐约可见，呼之欲出。